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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不朽的“女德”颂歌

作者:刘 祥   时间:2008-11-22    本文热度:    等级:★★★
的谈吐,不过要仔细小心地琢磨用词,不能使用粗鲁的语言,并知道什么时候当讲,什么时候该住嘴。此即“女言”。女子不必要求太漂亮或太美丽的容貌,但必须收拾得整齐干净、穿着打扮恰到好处,不能让人背后指指点点。此即“女容”。女子不必有什么专门的技能,只要求她们勤快而专心致志于纺织,不把时间浪费在嬉笑之上。要做好厨房里的事情,把厨房收拾干净,并准备好食物。此即“女工”。
  
  且不论班昭的“四德”,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发展。单从“四德”的形成、流传并逐渐成为漫长封建时代女子品德的道德规范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木兰所生存的南北朝时代,是无法摆脱“男主外、女主内”的农耕文化道德约束的。无论是社会伦理规范,还是大众心理中,女子不论多么有才干,其应该拥有的位置,都只能是家庭。光宗耀祖,不是女子的职责;治国齐家平天下,更非女子的权利。
  所以,《木兰诗》在开篇强调木兰机杼前的纺织,突出其女子应该拥有的生存位置后,尽管花费一定笔墨描绘了她的英雄行为,却还是要借一个男性的包装来完成,而非圣女贞德那样,直接以女子的形象,塑造出只属于女子的光彩。因为,疆场驰骋,毕竟是男人的专利,是大丈夫“赢得身前身后名”的特权。
  至于《木兰诗》后半部分,写木兰得胜返朝,辞却一切功名富贵,只愿意本本分分地做回平凡女子的细节描写,自然是顺应了封建时代的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受众心态要求的“合礼”举措。当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意义上的分解点:一者,如果确有木兰其人的话,她是否在朝堂担任尚书郎的职位,与诗歌主题意义无关要旨。因为诗歌中的木兰,是女德约束下自觉顺从的典范。二者,木兰的辞官,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的要求,尤其是男人权势集团的要求。
  所以,“木兰不用尚书郎”,自然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回归。攻城拔地,固然是木兰所为,却是以男儿形象完成的壮举。当硝烟散尽、兵革入库之后,木兰首先需要的,不是功名不是富贵,而是“回归”——女性角色的回归,女性品德的回归。所以,木兰无需接受什么“尚书郎”的职位,而是只需要“驰千里足”,返回故乡。回乡,则可以返回本真,可以返回女性的“天性”与“天职”。
  至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描写,更是突出了“女德”的精髓。一切的功勋,原本仅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产物,并非女儿本愿。那么,当战争终于消弭,岁月重归平凡之后,身为女子的木兰,又有什么理由不回归女儿本色之中呢?这种回归,或许符合木兰本愿,也或许和她心中的企盼存在着出入。但无论如何,这个生存的时代,都要求她、约束她必须回归本质。世界毕竟是男人的,女子再强大,终归要臣服于男人的统辖。这是一种可怕的、无可规避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即使是英勇无比的木兰,也只能屈服,或者认同。
  由此,女强人型的木兰,当战袍脱下后,顺理成章地回归到具备“四德”的女性形象中。她重归“谦恭、腼腆、殷勤、纯洁坚贞、整洁干净,又无可指责的品行和完美无缺的举止”的标本式女性角色中,将赫赫战功、万千赏赐、功名富贵一起交还给了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男人。这样的回归,对女人,可能是一种亵渎;对男人,尤其是长期以来呼风唤雨的男人,则是一种平衡一种自慰。因为正是这样的“女德”回归,才使得男人找回了尊严,重拾起世界主宰的面罩。
  漫长的封建时代,男权,终归是永恒的权利。木兰型的女强人,无论史实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进入到文学作品中,她都只能成为男性世界的一种点缀。而作为点缀,她只能是“温良恭俭让”,只能是隐退到男性的阴影背后,收敛起一切的恢弘壮阔,去扮演她应该扮演的乖乖巧巧的女孩儿形象。
  更为可怕的,是这样的回归,在诗歌中竟然是木兰的企盼。以木兰这样的英雄,不但只能接受回归的事实,而且是兴高采烈地主动申请。在木兰的心目中,女人,终归还是女人,还是应该坐在织布机旁,活跃在灶台边上。回归,是天经地义。不回归,反而是大逆不道。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当刀光剑影黯淡、鼓角铮鸣远去,傍地飞奔,也就成了往昔的记忆。和平来临了,雄兔与雌兔,也就应该回复到各自的本性之中。
  木兰,属于她的,依旧是机杼,而非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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