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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传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安史祸乱,唐玄宗仓皇出逃,夜宿马嵬,难以入眠,军营中报更的梆子声声声入耳,再也听不到宫中鸡人报晓的声音。禁军驻马不前,杨妃被迫自缢。诗人不禁慨叹,贵为天子的唐玄宗竟不如普通百姓。一代名妃杨玉环的命运悲剧令人思考,李商隐的《马嵬》诗含蓄地指斥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 唐玄宗宠妃杨玉环和唐代政治的关系,引起了不少唐代诗人的反思。唐代诗人咏唐代人物,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其观点之异彩纷呈,立意之别具一格,角度之新颖别致,颇可一观。本文主要以唐人七绝为例,将唐代诗人对“马嵬事件”的观感,作一粗线条扫描。 看法之一:“云雨虽亡日月新”,杨妃是历史罪人。 《旧唐书·玄宗本纪赞》:“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乃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正史指杨妃为祸水,视玄宗宠爱杨妃为荒淫误国,是一种传统看法。杜甫《北征》:“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诗人视杨妃为褒姒、妲己式人物。刘禹锡《马嵬行》:“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诗人直称杨妃是祸国殃民的“妖姬”。罗隐《马嵬坡》:“从来绝色知难得,不破中原未是人。”诗人认定杨妃是倾覆国家的祸害。这些诗作,皆将杨妃定位为历史罪人。杜牧《过华清宫》(其二)以小见大,对杨妃作了鞭辟入里的讽刺: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一方面是安禄山欺上瞒下阴谋叛乱,迫在眉睫,一方面却是杨妃和玄宗寻欢作乐醉生梦死,高枕无忧。直至安禄山大军攻破中原,才如梦初醒罢歌歇舞走下骊山。这是一场空前的历史悲剧。诗人揭露,正是杨妃和玄宗的纵情声乐“舞破中原”,才导致“安史之乱”这一惨剧。 郑畋《马嵬坡》则将批判矛头直指杨妃,而为唐玄宗开脱罪责: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杨妃已死,与杨妃的云雨恩爱亦已消亡,但国家政权却出现了更新局面。郑诗赞扬玄宗缢死杨妃,舍弃个人私爱而换来了国家的新兴气象。在郑畋看来,唐玄宗同意处死杨妃,称得上是“圣明天子”,如此才没有像陈后主宠爱张丽华那样,导致亡国结局。诗作的批判锋芒直指祸害国家的杨玉环。 如果说李商隐的七律《马嵬》对杨、李尚有同情的话,那么,其七绝《华清宫》则对杨妃极尽讽刺之能事: 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暂蒙尘。 诗人揶揄道,杨妃之罪孽,尚比不上那个“烽火戏诸侯”而导致周幽王被杀、国家灭亡的幽王宠妃褒姒,只不过是令天子失位,暂时“蒙尘”而已。故在“祸水”这一女性群体中,新人杨妃“未免被他褒女笑”了。 上列三首诗作揭露了杨、李爱情的丑恶。杨妃是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是唐宣宗李忱悼念白居易所作《吊乐天》中的两句诗。白居易《长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为题材的诗作。杨妃的命运,先是“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继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终至“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举世震惊的“安史之乱”爆发,于是有了开元盛世的彻底幻灭,从此,大唐帝国从强盛的巅峰跌落下来。杨妃是历史转折点上的焦点人物,唐人将历史的大转折大动荡归咎于杨妃,“云雨虽亡日月新”,代表着许多诗人对杨妃其人的看法。 看法之二:“自埋红粉自成灰”,杨妃是无辜弱者。 杨妃虽受极端恩宠,却并没有像武则天、韦后那样插手朝政。安史之乱爆发,她为之付出的代价是生命。杨妃的境遇有让人同情的一面,因此在女人“祸水”的一片贬责声中,也出现了为其鸣冤叫屈的诗篇。杜甫《哀江头》:“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诗作就饱含对杨妃的同情。黄滔《马嵬》:“天意从来知幸蜀,不关祸胎自蛾眉。”诗人认为,玄宗逃蜀乃天意,与杨妃无关。徐夤《开元即事》:“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诗人认为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唐玄宗本人,杨妃不过是一个不善弄权的弱女子,自不应对国家祸乱负责。 李商隐《马嵬》(其一),与前引同题之作的表意略有区别: 冀马燕犀动地来,自埋红粉自成灰。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 安史叛军的马队山摇地动进逼长安,杨妃成了马嵬坡下一抔黄土。如果说女色能够倾覆国家,那么,玄宗西幸回京为什么还要经过马嵬坡?李商隐的两首同题诗抓住玄宗行为的矛盾揭示其思想矛盾,用设问方式表达了对“红粉倾国”论的批判。“自埋红粉自成灰”句用了两个“自”字,沉重慨叹之中,包含着对杨妃“自我牺牲”的怜惜意味。 罗隐《帝幸蜀》是一首为杨妃翻案,批判“红颜倾国”论的佳作: 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在唐王朝的历史上,前有玄宗因安史之乱幸蜀,后有僖宗因黄巢起义幸蜀。这首诗写僖宗幸蜀途经马嵬返回长安。“重见”二字,将玄宗幸蜀与僖宗幸蜀绾接起来,并将两位君主的相逢地定于埋葬杨妃的马嵬驿。“这回休更怨杨妃”,作者的观点巧妙融入玄宗对僖宗幸蜀原因的评述之中,否定杨妃是祸国之人,批判了红颜祸水的陈腐论调。 韦庄《立春日作》同样借僖宗幸蜀之事为杨妃翻案: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既然僖宗幸蜀和女人祸国没有关系,那么有什么理由将玄宗奔蜀归咎杨妃呢?“始知辜负马嵬人”,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之际,人们冷静反思,才醒悟应当为无辜弱者杨妃洗刷污垢,而前此众多论者实在是“辜负”了她。 视杨妃之生死荣辱为唐帝国盛衰兴亡的标志,鲁迅早已指出这种认识的偏颇:“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许多坏事都是她……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女人未必多说谎》)很明显,上列诗作认为杨玉环是无辜的,需要追究的是奢侈荒淫的君主和争权夺利的大臣,倘若把乱国罪名强加到杨妃身上,那实在是有失公平。 看法之三:“金钗堕地别君王”,杨妃是专情女子。 白居易《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诗人写了一个缠绵悱恻婉转动人的爱情故事。诗中的人物故事是艺术化的,吸引着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产生了强烈共鸣。“无复一生重语事,柘黄衫袖掩潸然。”(张祜《马嵬归》)“惆怅眼前多少事,落花明月满宫秋。”(高蟾《华清宫》)“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李益《过马嵬驿》)这些诗作,同样表达了对杨、李爱情的同情。唐代高彦休《唐阙史》:“马嵬佛寺,杨贵妃缢所,迩后才士文人,经过赋咏,以导幽怨者,不可胜纪,莫不以翠翘香钿,委于尘土,令人悲伤,虽调苦词清,而无逃此意。”从这一角度审视历史,诗人对杨、李爱情产生了新的认识。 高骈《马嵬感事》直以杨妃之死为冤,为杨李爱情感叹唏嘘: 玉颜虽掩马嵬尘,冤气和烟锁渭津。蝉鬓不随銮舆去,至今空感往来人。 “冤气和烟锁渭津”,杨妃之死,千古之冤。“蝉鬓不随銮舆去”,爱情幻灭,令人惆怅。高骈对历史的感怀,对“翠翘香钿,委于尘土”的忧伤,是对传统认识的一种反拨,同样给人以启迪。 韦绚《杨太真》则以同情笔调描写杨妃诀别君王的最后一幕,对杨、李爱情的喟叹溢于言表: 金钗堕地别君王,红泪流珠满御床。云雨马嵬分散后,骊宫不复舞霓裳。 杨妃头上的金钗因慌乱而滑落在地,眼泪簌簌直流,和着脂粉沾满御床。玄宗在陈玄礼、高力士诸人的逼迫下,无奈同意缢死杨妃,从此人鬼殊途恩爱断绝,不再有巫山云雨之思,也不再有《霓裳》歌舞之乐。诗人在悲惨场面的描绘中寄寓着对杨、李爱情的惋叹。 徐夤《马嵬》翻案则更进一层,同情而外复有歌颂: 二百年来事远离,从龙谁解尽如云。张均兄弟皆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以投降叛军的张均之流为反衬,徐夤非但认为杨妃无过,反而认为她有功。杨妃一心一意跟着玄宗出行,最后不惜一死平息了将士的激愤情绪,报答了玄宗对她的深情。杨妃以死殉情,是一种爱情升华。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李白《清平调》)李诗令读者对杨妃倾城倾国之貌产生了深刻印象。玄宗的宠爱虽无以复加,一旦国家出现变故,皇帝却迫于部将们“红颜祸水”的压力,于马嵬坡缢死了曾经与之订立“在天愿作比冀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生死爱情盟誓的杨玉环,换取了军心的稳定。历史的无奈令读者对杨妃产生了同情。许多诗人认为李、杨之间存在爱情,肯定其真挚动人,赞扬其生死不渝。“一代红颜为君尽”,清人洪昇《长生殿》中的杨妃勇于为国献身,主动为爱情承担责任,“算来无计解军哗,残生甘愿罢”;而战乱平息后,玄宗为之雕像,表彰其“为国捐躯”。这是清代作家的大胆“解读”,同时也将杨、李爱情升华至极致。 唐诗中的杨妃形象是面目各异的,甚至同一诗人笔下的杨妃形象也有所不同。李商隐一方面说“自埋红粉自成灰”,另一方面又说“未免被他褒女笑”,对杨妃的形象刻画和价值判断完全不同。在前引杜甫、罗隐诗作中也有类似情形。这反映了诗人思想认识的复杂性。文学创作毕竟不是政治宣言,随着诗人思想认识和写作角度的变化,杨妃形象也是变化的。这是我们在阅读马嵬诗中应当注意的。从关于“马嵬事变”的众多诗篇中,读者可以观照李、杨事件对唐代诗人的深刻影响,并从中得到审美愉悦和历史启示。这些作品尽管观点迥异,审美价值却是不可否认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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