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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阐释学认为，任何理解都是历史的，一切理解永远只是相对的。因此，圣陶先生语文教育思想的本文，在过去的文化语境里，我们对它是熟悉的；而在当前的文化语境下，它对我们又有些显得陌生。哪里有陌生的东西，哪里就需要阐释，是谓重读。 工具论和做人论：功利价值、发展价值的实现 把语文与“工具”联在一起，叶老并非始作俑者，但他提出的“语文是工具”的命题却影响最大。这个命题在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内涵，总起来说包括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三个层次：“从思维科学角度来说，它是思维工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它是表达、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从教学论的角度，它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工具。”（董菊初《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概论》151页）“工具论”来自叶老对语文教学目的的深入探讨，他是从教学目的来界定学科性质的。他不仅一贯坚持语文课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而且一贯坚持从人的生存这个根本去认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质。从40年代初说的：“尽量运用语言文字并不是生活上的一种奢侈的要求，实在是现代公民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生活的能力”，语文教育应“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到80年代初说的：“语文是人与人交流和交际必不可缺的工具，不善于使用这个工具，就无法工作和生活”，语文教学“现在教学生可不是让他们去应付考试，而是要让他们掌握生活和工作必要的本领”，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人要生存，首先必须掌握生存的本领和手段，而语文这个工具所培养的听、说、读、写能力就是现代社会人人不可缺的最起码最基本的本领，与人的生存目的紧紧相连。所以叶老不主张以文学代语文，认为“中学生不必写文学是原则，能够写文学却是例外。”只有“立定”语文这个“基本”，“绝不容许有一个人读不通写不好”，“才可以进一步弄文学”。撇开语文和文学分合的争论，立足于每一个人的生存来要求语文的功能，是符合“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的理念的。“工具论”正是突出了包括认知价值在内的语文的功利价值、生存价值。突出了语文教育的外显功能，是从功利、现实层次对语文学科的一种价值定位。只要人还有一天需要听、说、读、写，语文的工具价值就一天不会消失，工具性也就成为语文学科的基础属性。语文教育如果不能让学生认识、追求、实现工具价值，语文的本性必然丧失，语文课的目的就会离我们愈来愈远。可以说，“工具论”是语文教学的底线。“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恩格斯），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突破语文教学的底线，否定“工具论”，离开人的生存去谈人文精神，会不会和马克思主义的ABC拉开了距离呢？在我看来，叶老根据知识本性和社会需求提出的语文工具论，既有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理性精神，又包孕着对人的生存的人文关怀，闪现出现代教育价值观的光彩。明乎此，我们就能更清晰地听到、更深入地理解叶老晚年蕴含在“工具论”中的心声：“语文是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 不过叶老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探索并未到此止步。他不仅从人的生存需要出发，阐发了合乎人的需要的语文的功利价值、现实价值，而且还从人的发展——人的更高的需要出发，阐发了合乎人的高层次需要的语文的发展价值、理想价值。这集中表现在“学语文就是学做人”的理念上。早在30年代，他就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国文教学要“为儿童开发心灵”；40年代，他主张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是教育的宗旨，也是语文教学的最终目标；80年代，他认为不学好语文“甚至可以说就不能做人”，做精神世界和谐发展、身心全面发展的新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合格的劳动者。这些并非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来自实践的实实在在的体验之升华。 说话如此，听、读、写不也同样如此？因此，要在学语文的过程中学做人，要在学做人的过程中学语文。“做人论”突出了语文的发展价值、理想价值，突出了语文教育的内在功能，是从发展、理想层次对语文学科的另一价值定位。学语文和学做人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为实现语文的发展价值、理想价值提供了理论的与实践的依据。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切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 语文教学怎样才能引导学生“学做人”，实现语文的发展价值，彰显其内在功能呢？叶老认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要让学生从学习中“吸取精神上的营养料”。他批评了教学中专重技术训练，忽视“磨练思想、培养情感”的不良倾向，强调“磨练情思”，使受教育者“情绪丰富，思想绵密”是“泉源”、“根本”，“是探源的办法”。在语文教学中，把学生精神上的成长作为一种价值理想来认识和追求，这是叶老思想的深刻之处。这种在学生的精神上发生营养作用，引导他们“学做人”的“养料”，当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如果说在发挥语文教育的生存价值的过程中，也会朦胧地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话，那么在实现语文教育的发展价值的时候，二者的体现就会显得集中、鲜明而自觉。关于科学精神，叶老说过，要“给予国文科以科学性”。这首先是指语文教学的目标、内容应讲究科学的序列，“合乎循序渐进的道理”，“形成一个周密的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叶老指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有些矫枉过正，那就是具体要求失之于过严，不完全切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实践上难以达到。科学性还包括语文教学也要担负起培养学生科学精神的任务。学习语文“可以养成想得精密的习惯，理解人家的意思务求理解得透彻，表达自己的意思备求表达得准确；还有培养品德的好处，如培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等”。所以语文教学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训练”，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即听说读写要符合思维规律和语言规律。这就是要讲究科学性，“讲求方法”，并使之“成为学生终身以之的习惯”，就是要指导学生“循着思想自然的径路，事理发见的径路”，“在体会、揣摩、辨认、推求方面下工夫”，培养以理解、抽象、逻辑推理和判断能力等为内容的理性精神。关于人文精神，叶老的论述颇富于批判性。他说，语文教学必须“抛弃旧式教育的古典主义和利禄主义”，因为古典主义所提倡的“死记硬塞”，隔断了语文教学和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学生们“非但了解不了什么文化，并且在思想行动上筑了一道障壁，读比不读更坏”；利禄主义专在“摹仿迎合”上下工夫，“非但说不上终身受用，并且把心术弄坏了，所得是虚而所失是实。”他一贯反对教学被“应试”牵着鼻子走，对“应试作文”中的利禄主义和八股精神深恶痛绝，无情鞭挞：作文“只为迎合人家思想”，“极容易把学生引到揣摩风气的路子上去”，这“是操行上的极大缺点”（1935年）。“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容许口是心非。”（1978年）“说话、作文必须老实……如果说虚假的话，写违心论，那是不道德。”（1982年）这一切，就是要拆掉旧教育那个“狭的笼”，把学生从旧思想旧传统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想现代人的思想”，“过现代人的生活”。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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